回忆朱树屏先生（译文）

J.W.G.lund博士

英国淡水生物学会（FBA）

当初，在我开始写朱树屏回忆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通过我与朱先生的儿子朱永博士的通信，我知道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我认识了他的二儿子朱明，我终于知道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经历的所有惨剧。

我感到莫名的欣慰，因为我们将庆祝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并借这个机会让公众了解他为植物学和海洋科学所作的一切贡献

树屏于1938年到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留学，师从弗雷治（Fritsch）教授；我也曾是弗雷治教授的学生，不过我在树屏入学前六个月就离开了伦敦大学，去从事完全不同的职业。直到我于1945年到淡水生物协会工作后，才认识了树屏。不过在此之前我曾经听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共同的老师，说起过树屏。他是一个非常独特而有趣的中国人，他为浮游生物科学做出了极为有价值的贡献。树屏和我后来工作的淡水生物协会（The Freshwater Biological Association FBA）的实验室设在雷伊（Wary）城堡内，而这个巨大而显赫的仿古城堡坐落在英格兰最大的淡水湖——文德米尔（Windermere）湖畔。

淡水生物学会当时只有很少几个工作人员，大部分人都去为战争服务了。在剩下的工作人员中，有几个人是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来的，他们在这儿保管一些珍贵的昆虫标本。在二战期间伦敦遭到了猛烈轰炸，出于安全考虑，这些标本在那时被转移到了雷伊城堡。还有三个人是来自英格兰东海岸的一所渔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也曾遭到轰炸。还有一两个研究生。这个规模虽小但成分复杂的群体，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小村子。这个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对于初来乍到的树屏是一个考验，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熟悉了伦敦和剑桥的大学校园和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和实验室。不过，靠着他与生俱来的创造能力，他很快就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并开始高效率地工作起来。当时实验室的条件很简陋，有些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会出毛病，我们得自己把仪器修好。树屏总是帮我们作这作那，并能欣赏这种修修补补的实验室生活中的很多喜剧成分。

树屏本来想在1940年或1941年回中国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使他不得不留了下来。1944年，他预定了最早开往美国的一艘客轮上的舱位，因为那是他回中国的必经之路。那时从英国到中国的直航航线都不通了。与此同时，一批来自美国Woodls Hole海洋研究所（WHOI）的科学家邀请他合作，进行牡蛎营养方面的研究，因为树屏在这方面独有建树，是美国方面所能找到的这方面的最佳人选。1945年12月底，中国大使馆来电报通知他有舱位了，他必须在两周之内出发。于是，帮他收拾行李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他收集了一大堆研究用的书籍资料，都是当时的中国所没有的，全都需要寄回去；我们就把这些打了包。然后他又要整理现有的实验数据，又急于整理他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同时他还坚持要把手头的一些实验作完。我告诉他那不可能；他要么不回中国，留在这儿把实验作完；要么回中国去，放弃做这些实验。最后，他不得不犹犹 豫豫地承认我是对的。

在他出发去伦敦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仍然在帮他收拾行李。他需要从伦敦乘船去加拿大。他到伦敦以后，就去银行取他那很少的存款，想随身带着去加拿大。他没有美元，所以这些钱能帮他从加拿大前往美国。但英格兰银行不给他兑换美元，甚至也不允许他带钱出境。原因是二战结束后，英国异常贫困，所以对于携带美元出境有严格的规定，以限制货币外流。

树屏于1946年1月1日抵达加拿大的Nova Scotia（新斯科舍省），口袋里只带了不到一个英镑。不过 ，他在美国的同事为他买了飞机票，使他最终飞到了美国。他很快到了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开始参与牡蛎营养方面的研究，他们希望他在那里呆一年时间，但他不同意，说要尽快回中国去，所以他只在美国呆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听说的他在美国的最后的事情是，在他开着吉普车从马萨诸塞州到加利福尼亚的路上，他搜集或购买了很多仪器；这些仪器是当时的中国所没有，而他在实验室中又必需的。这就是典型的朱树屏！他一直抱定一个想法，那就是：当我回国以后，我能为我的人民作些什么？

1946年底，树屏终于回到了他的祖国。刚开始我们保持通信，但最终还是失去了联系。

我在这里没有谈一点儿科学上的事情，我只是很简单地介绍了树屏这个人——我的朋友。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认识他，并且成为他的朋友。

注：本片已获授权用于科学家精神传承教育